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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按：这篇粗陋的回顾文字，是为《SOHO小报》写的，原文16000余字，该刊去年第12期刊出。《新京报》绿茶兄读后，鼓励我在他编的版面刊登，我授权他动刀子，几天后，收到下面这篇被浓缩到万字左右的稿子。版面有限，绿茶兄希望我删改成5000字左右，我仔细读了他的“修改稿”，回信说，实在不能再删了，让他想办法。言下之意，再删，刊登意义不大。越两日，绿茶兄给我电话，说是改到版面允许的字数，并未伤筋动骨。我还窃喜：到底是伟大的编辑，能把万字的东西削去一半，还能留其“神韵”。今天晚上参加《新京报》华语****大奖评选回来，我百度该文，结果令我大骇。
作为作者，我认为有必要将一点六万字改到万字文章的原貌，呈现给读者。
需要提及的是，这篇万字文，还是删掉了许多重要的内容，比如林达。找机会，我把全文发在这里，供同好批评。
三十年，人、书籍与社会
刘苏里
下面叙述的“故事”，时间跨度30年，主题是人、书籍与社会脉动的关系。
故事一点点展开，由近及远，直至源头。有两点发现：我们前行的距离，已经很远很远；可站在出发点向前望，目标似又模糊起来……很契合中国这30年的情形。
1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1976年10月之前，除政治学习之需，几乎没有其他读书生活。不是过来人，难以置信。
但还是有人有书读，多数是“偷”来的，在人群中，到底是少数，甚至极少数。有书不能读，或根本无书可读，是普遍实情。1978年之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，“买书难”才得以缓解，证明中国人被饿到什么程度。1978年5月，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，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，瞬间售罄。稍早一点，2月下旬，北京各主要新华书店门市同时发售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希腊神话和传说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家》等作品，堪比十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。
当年我在黑龙江虎林县（后改县级市），准备高考。
2008年，据说是书店零售业最惨淡的一年，20年前的买书难，转为今天的卖书难，是原因之一。20年，买书卖书，天上人间。
回头说那35种重印作品，总印1500万册，平均每种印42.85万，跟今天的每种开机只敢印5、6千册，哪有道理可说。但今天的品种数，包括重印版，一年有20多万种，其间的差距，又怎能以道理计哉！2006年，一部风靡全国的文化类读物，一千几百家媒体以不同形式报道，一问，才买了不到5万册。
可30年的国人阅读史，源头大概就在1978年2月下旬到5月初的三十几种重印书上市。从大势看，这几十种重印书，恰如涓涓细流，自此慢慢形成洪流，排山倒海，一泻千里。
在短缺年代，书籍是稀有资源。从中心城市到边缘乡镇，分配极不合理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旧体制短缺的不仅是经济，更短缺书籍和书籍承载的一切。
2
大学生活的特点，是选择面突然加大，就阅读而言，从报刊、杂志到书籍——自己购买的，图书馆收藏的，同学间拆借的，任何地方顺手牵羊的，无不成为鲸吞对象，消化不消化，都当作营养物，说我们当时是阅读的杂食动物，绝无夸张。
1979年夏季，在我入学前不久，李泽厚出版了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。这一年，《美的历程》交付出版社，但上市是两年以后的事。李的哲学奠基著作——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，据说成稿于“文革”，到1979年初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。直到1986年古代思想史论，1987年现代思想史论出版，李泽厚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精神领袖的地位，再无人挑战。
比较起他影响更大的《美的历程》，我更喜欢“三论”——中国古代、近代、现代思想史论。三十年后，我问起刘东，他说，李对孔、儒学的解读，还是最精彩的（“孔子再评价”），但我记得的，是李对毛哲学的看法，以及隐隐约约有关中国近代救亡与启蒙的论述。李虽是那个时代年轻学子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，但却不是我的，我更喜欢日本人木村久一关于天才儿童教育法（《早期教育与天才》），和《豺狼的日子》。也是30年后，在去承德坝上的路上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同伙中竟然有两人异口同声地说，他们太喜欢《豺狼的日子》，甚至一想起戴高乐总统俯下身一刹那，便为“豺狼”失手太息，——我体会，那是世间最大的悲情。
其实，我个人，因躲在图书馆开放的书架之间，逃课阅读科罗泽的《戴高乐传》（1978年1月版），无可救药地喜欢上戴高乐，喜欢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在伦敦领导法国抵抗组织的英雄举动，甚至着迷于他类似使性子般与雄狮一样的丘吉尔周旋，玩猫捉老鼠游戏，从不妥协让步的姿态，尤其爱上他凯旋巴黎的盛况，很多年，我总是间歇地“回忆”、复盘那一幕，——法国人从维希政权阴影中走出来，靠的首先是戴高乐倔犟的军人姿态。也是30年后，当我读到科耶夫写给戴高乐《法国国是论纲》，我头脑中最先浮现的画面，就是戴高乐俯身、重返巴黎的历史镜头，是戴高乐那近乎阿拉法特花头围巾似的“抵抗战士”军帽。2005年，人民大学重新翻译出版戴高乐的《战争回忆录》、《希望回忆录》，以及女儿写的《我的父亲戴高乐》，没犹豫地买下，试图找回当年读戴的感觉。
读所有能读之书，只要带字儿。卢梭《忏悔录》（人民文学1980）、吉田茂《激荡的百年史》（世界知识1980）、费正清《美国与中国》（商务1980）、丹纳《艺术哲学》（人民文学1981）、爱克曼《歌德谈话录》（人民文学1978）和奥威尔的《1984》（？），等等。
对日本的认识，始于吉田茂。这位战中形迹可疑的人，战后却成为引领日本走出战争阴影的政治家，是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。此后，读过许多有关日本或与日本有关的作品，如赖肖尔《日本人》（上海译文1980）、本尼迪克特《菊花与刀》（浙江人民1987）、实藤惠秀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（三联书店1983）、小泽一郎《日本改造计划》（上海远东1995）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记忆中奥威尔的《1984》，是在大学后期读的，可怎么也找不到初版本，无法确认出版者和年代。奥威尔的立场，反极权专制姿态，以及书中老大哥形象，让我十分震惊，并对他千里眼般的预警天才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读《动物庄园》（上海人民1988），是很多年后的事情。
3
八十年代，是中国开放后的启蒙时期。
此前的四年，是中国“解冻年代”的曲折年代。人们压抑几十年，尤其文革十年，愤怒的火焰达到一触即发之势。不论精英阶层，还是更广大的普通民众，需要排遣，还历史真相，寻求公道和正义。“伤痕文学”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悄然走热。
地处偏远的边疆小镇，感受解冻的热度，比之中心城市，差得很远。补上伤痕文学一课，在我，已是几年以后的事。因为我们那里，很难看到发表《班主任》、《伤痕》的报刊。读张洁的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，叶文富《将军，你不要这样做》，是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。
入学的兴奋，冲淡了我读伤痕文学的热情。恰巧，此时作家王蒙、张洁、叶文富，先后来学校演讲，阅读的动力和感受，自然不同于纯文字的、纯故事情节的。我们心中的问题，可以当面向这些作者提问。现在想来，提问是仓促的，回答也是仓促的，这很符合我们阅读新起点的社会心理状态，急促而充满怀疑。
对国家灾难的系统反思，差不多要等到索尔仁尼琴《古拉格群岛》（群众1982）、奥威尔《1984》（？）、王亚南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（社科1980）和顾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（社科1982）、《让历史来审判》（人民1983）出版以后。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阅读到这些作品，尽管多数还是“内部发行”。二十多年前，同学间面红耳赤的争论场面，还历历在目。顾准再次引起重视，要等到12年以后的《顾准文集》（贵州人民1994）出版，奥威尔的作品终于走出解禁之境，而王亚南的著作一版再版，直到最近。遗憾的是，《古拉格群岛》至今还是“内部发行”。
启蒙伴随着国家开放进程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或许整整两代人（40、50、60年代出生），开蒙是从阅读人民文学、商务印书馆、三联书店、上海人民、社科、四川人民、花城等出版机构的读物中完成的。伤痕文学，除戴厚英《人啊人》（花城1980），多数还是刊物、报纸副刊文字，不便阅读，也不易保存。重印外国文学名著为启蒙热潮推波助澜，成了阅读首选。一位朋友提起当年阅读《战争与回忆》（人民文学1981），两眼放光，说，“我就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外国，一切的一切，都那么新鲜。”不久前，他还顺手牵羊朋友一套《战争与回忆》，颇为自得，当夜又读了一遍第一卷。还有一位朋友，当年把茨威格的书手抄一册，影响他直到今天。
人民文学、三联书店、商务印书馆等机构，是启蒙年代的出版栋梁。商务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”丛书，那年代读书人，谁没个十几、几十种？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黑格尔、达尔文、培根、洛克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伏尔泰、托克维尔、罗素、杜威，等等，直到后来的克劳塞维茨、马汉、波普尔、亚当·斯密、李斯特、普鲁塔克、希罗多德、吉本、尼采、弗洛伊德、宾克莱等等作品，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打开了多少人智慧的天窗。
没有哪一套丛书对中国人思想、观念的影响，比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”丛书更大的了。目前能够查到的，丛书第一本，是《易卜生集》（1911）；1978年以后新启蒙时代能查到的第一本，是《魁奈经济著作集》（1979），直到最近的《历史是什么》（2007），持续将近百年，伴随民国以来开启的现代化的全过程。
4
我属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一代人。对祖宗遗留下的伟大作品，整个八十年代，涉猎有限，尽管此一时代，“国学”热，比西学热，差不许多。
中学学过古文，仅此而已。
从批林批孔到批儒评法，从反“封建”到破四旧，一系列政治动员，破坏了我们一代人仅有的对祖宗遗产的热情。中学传看《三国》和《水浒》，纯属好玩，吸纳的营养，实在可怜。大学生活，同学来源复杂，背景不一，有有家学的，启发（甚至竞争心态）我领略“国学”风景。三本书，引我入门：冯其庸领衔编的《历代文选》（中国青年1978三印）、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（中华1980）和曹础基《庄子浅注》（中华1982）。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，这三本书，每天必读，文选百十篇，几乎能全部背诵。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更是倒背如流。杨注论语，二十几年来，读过许多遍，其中诸多教益，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坐标。而我最喜欢的，是庄子，“北溟有鱼，其名为鲲……”，世间极富想象力的篇章，“秋水”有让人沉静之功效。
王力《诗词格律》（中华书局1977），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（人民文学1978），余冠英《诗经选译》（人民文学1979），蘅塘退士《唐诗三百首》（中华1980），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（中华1980），王国维《人间词话新注》（齐鲁书社1981），皆案头常备书。最有意思的是读《人间词话》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总是不自觉地对照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，自己到了哪个层次。
更系统的接触古典文献，还是1989年以后的事。李零是我的老师，注意他，是从《方术考》开始，到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，已顶礼膜拜了。最近几年，年年读得到他的新著，从《兵以诈立》到《丧家狗：我读<论语>》。李零年近一个甲子，可心中块垒似乎非一两部作品可冲开，行文愈发有战斗性。更早一些，迷过庞朴。李学勤的著作，像《走出疑古时代》，非常喜欢，但未必同意其结论。
从古典文献进到考古学著作的阅读，要归功苏秉琦，我是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库房里找到《华人·龙的传人·中国人》的，虽然此前读过《神祗·坟墓·学者》（三联书店1991），但是苏的著作，让我迷上考古学（1996），1999年他的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出版，一口气读完，让我对祖宗的兴趣，大为提高。
“国学”热，从八十年代到今天，二十几年不衰，当然有其内在逻辑。新儒家作品的引进，钱穆、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复观、杜维明，甚至有人把余英时列入其中，纷纷登陆，国内学人也陆续挖掘出境内代表人物，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张君劢、冯友兰，新新儒家蒋庆、陈明遥相呼应，所有努力，都为了用儒家的内圣之功，开出新时代的外王之效，蒋庆的《政治儒学》，以及几年前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（2005），目标一以贯之。今年七月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龚鹏程《读经有什么用：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》，可谓最新声音。
无独有偶，像是配合，1996年启动、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，2004年由季羡林、任继愈、王蒙等人牵头发出的《甲申文化宣言》，把“国学”热－中华文明复兴的愿望，推向高潮。2006年，电视片“大国崛起”热播，随后套书出版，把2003年郑必坚在博鳌论坛首度提出的“和平崛起”，提到前所未有的热度，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出版《国外著名学者、政要论中国崛起》，成为总结性著述，为“崛起”呼声助威加油。2007年至今，谈论“崛起”的图书，比较严肃的，就是五十几种。所有这一切，是否与二十多年来持续加温的“国学”热，有着亲缘关系？
5
“走向未来”丛书，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，截止1988年，可查到的，共出版了74种。巧合的是，丛书第一本，是李平晔《人的发现》，像是戴厚英《人啊人》三年后的回响。其实，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，叫丛书并不准确，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内在逻辑。作者队伍，从境内到港台，到外国，应有尽有。选题也是五花八门，政治、经济不必说，甚至还有美学、文艺理论。内在唯一一致的，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，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。它的运作，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，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。受丛书运作模式鼓励，一批冠以“丛书”之名的套书，先后出场，比如三联版“西方学术译丛”（1986），贵州人民“传统与变革”丛书（1986），华夏版“20世纪文库”（1987），上海人民“人文研究”丛书（1988），等等。
组成一个编委会，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，连续出版（多年、多种），滥觞于“走向未来”丛书。1989年以后，这样的丛书，很多，但最耀眼的，是南北二刘主编的“海外中国研究”丛书（刘东，江苏人民）、“人文与社会”译丛（刘东，译林），和“经典与解释”（刘小枫，华夏、华东师大）、西方经典注疏集（刘小枫，华夏、华师大）。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，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，并有著作产生影响——《西方的丑学》（刘东，四川人民“走向未来”丛书）、《拯救与逍遥》（刘小枫，上海人民“人文研究”丛书）、《诗话哲学》（刘小枫，山东文艺）。
2008年，“花生文库”策划的《王云五文集》第五卷出版（江西教育），作者忆及当年商务创办，以及此后发展历程，与中国现代文化步伐如此紧密，不是旁观者，而是参与者，弄潮儿，坚定不移的推手，甚至是指路灯塔。科举废弃，传统的现代的知识人，有赴官场的，有搞研究教学的，少量从商，更有一批人办出版、图书公司，编书、出书、买书，成为中国现代化努力重要的力量。他们与知识生产者密切配合，推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曲折前行，居功至伟。八十年代初知识人找到“丛书”这个支点，撬动了参与国家变革的大门，上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的传统，血脉延续至今，不能不让人击掌浩叹。
6
1983年，《第三次浪潮》（三联书店）出版，限国内发行。1984，奈斯比特《大趋势》（社科）面世，同年，商务出版丹尼尔·贝尔的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》，直到1996年尼葛洛庞帝《数字化生存》（海南）、卡斯特“网络时代三部曲”（社科文献2000）、卡斯特《网络星河：对互联网、商业和社会的反思》（社科文献2007）、胡泳《众声喧哗：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》（广西师大2008）问世，出版界紧紧抓住了信息社会从预言到现实，这一至关重要的脉动。可以说，中国开放，“大国崛起”，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，都与这一轮信息－网络技术、观念传播，有着太密切的关系。二十多年来，至少在此方面，官民上下同欲，收获之丰硕，怎样估计都不为过。
但不能忘记，迎头追赶信息化，是在另一更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条副线，主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。当年讨论现代化时，争议少，共识多。等到全球化来临，——这一现代化的衍生物，却争议不断。还好，在拥抱全球化一点，官民主流，又一次意见一致，“全球化”在中国登堂入室，修成正果。
1983年，《第三次浪潮》出版同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莱克《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》，随后英格尔斯《人的现代化》（四川人民1985）、海尔布罗纳《现代化理论研究》（华夏1988）、罗兹曼《中国的现代化》（江苏人民1988、上海人民1989），相继上市，迈开了现代化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步伐。从1990年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罗荣渠《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》（1990）、《现代化新论》（1993）、《东亚现代化》（1997），加之1996年，布莱克主编的《比较现代化》出版，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研究热潮。25年来，以此为题的作品数以千计，前赴后继，绵延不绝，蔚为壮观。
这不正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来现代化梦想的写照么。
1984年，研究生开题报告，我选的是落后国家现代化。虽然阴差阳错最后做了个公共行政学题目，但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，一直是我密切关注的领域，从未间断。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，尼赫鲁《印度的发现》（世界知识1956）、巴列维《我对祖国的职责》（商务1977）、亚农《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》（山西人民1986）、亨廷顿《艰难抉择》（华夏1989），都是我陆续读过的，印象颇深。我对巴列维的敬仰和同情，都源于《职责》，而从巴黎回国的知识分子与国内大毛拉门联手搞掉巴列维，让我很多年来，惊诧不已。
最近几年，我连续读过金德尔伯格《世界经济霸权1500－1990》（商务2003）、《权力与自由：德国现代化新论》（华东师大2001）、《全球化地图》（社科文献2007）、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：公元960－2030》（上海人民2008），都还是现代化主题。
7
1989年，出版了三种颇受关注的书，何博传《山坳上的中国》（贵州人民）、魏特夫《东方专制主义》（社科）、戴晴《长江，长江：三峡工程论证》（贵州人民）。何的风格，是刘宾雁开的先河，30年来，有一批作家秉承此一风格写作，比如苏晓康（《乌托邦祭》、《自由备忘录》），赵瑜（《兵败汉城》、《革命百里州》）、卢跃刚（《乡村八记》、《大国寡民》），胡平（《千年沉重》、《禅机》）、王军（《城记》），马立诚、凌志军（《蛇口风波》、《交锋》）。其实戴晴的写作，八十年代，亦是此一风格。
此一写作风格，学者们也有发挥，且写出的作品，大都风靡一时。仅我个人读到的就有杨东平《城市季风》（东方1994）、陆键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（三联书店1995）、曹锦清《黄河边的中国》（上海文艺2000）、章诒和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（人民文学2003）、章立凡《记忆：往事未付红尘》，（陕西师大2004）陈桂棣 春桃《中国农民调查》（人民文学2004）、杨显慧《夹边沟纪事》（天津古籍2002，花城2008）《告别夹边沟》（上海文艺2003）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（花城2007），等等。
台港作家中，此一风格不止一人能为，在大陆形成巨大影响的有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（湖南文艺1986）、龙应台《野火集》（湖南文艺1988）。
所有这些作品，都是当时社会脉动或早或晚的折射，因而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。
魏特夫，在中国有着非常奇特的经历。几乎开放同时，与马克思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讨论一道，他走进知识人视野，一个时期其理论产生广泛影响。可书要等到1989年9月才出版，或许是赶着译的，或是部头大，难译，或遇到出版障碍也未可知。等书出版，讨论热烈期已过，后来人们偶尔提起他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书已出版。但魏特夫很重要，跟至今难见于国人的德热拉斯一样重要。德热拉斯的《新阶级》，45年前就有了中译本，比我小三岁，至今还盖着“仅供内部参考”的戳子，命运不济《东方专制主义》。类似命运的，还有阿伦特的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，据说三十年来，有多人翻译该作，2008年，终于在部分删节后由三联书店出版。比起德热拉斯和阿伦特，科尔奈和米塞斯幸运许多，前者的《社会主义体制：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》，去年由中央编译出版，后者的《社会主义：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》，——这部成书于40年前的作品，中译本2008年花落社科出版社，近期上市。
有时前行并不顺利，但步子并未停止，还在走，就有希望。
8
盘点30年有关书籍的人和事儿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下面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。按时间排序，他们（它们）分别是：
曼彻斯特：《光荣与梦想》（商务1979）；夏伊勒：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（世界知识1979）；巴金：《随想录》（人民文学1980－1986）；陀斯妥耶夫斯基：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（人民文学1981）；劳伦斯：《儿子与情人》（人民文学1982）；斯蒂尔：《李普曼传》（新华1982）；欧文·斯通：《凡高传》（北京1983）；任俊明 等：《人性、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》（人民1983）；段若非 等：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》（人民1984）；瓦西列夫：《情爱论》（三联书店1984）；费正清 等“剑桥中国史”系列（社科1984至今）；卡西尔：《人论》（上海译文1985）；颜月君 等编《朦胧诗选》（春风文艺1985）；高尔泰：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（人民文学1986），《寻找家园》（花城2004）；波伏瓦：《女人是什么》（中国文联1988）；赫鲁晓夫：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（东方1988）；余秋雨：《文化苦旅》（东方出版中心1992）；霍金：《时间简史》（湖南科技1992）陈忠实：《白鹿原》（人民文学1993）；洛伊宁格尔：《第三只眼睛看中国》（山西人民1993）；布鲁姆：《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》（社科1994，译林2007新译）；沃勒斯坦：《现代世界体系》（高等教育1998）；福塞尔：《格调：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》（中国社科1998）；李昌平：《我向总理说实话》（光明日报2001）；萨义德：《东方学》（三联书店1999）、《知识分子论》（三联书店2002）；施特劳斯：《自然权利与历史》（三联书店2003）；福山：《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》（社科2003）；邓野：《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》（社科文献2003）；杨小凯：《经济学：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》（社科文献2003）；金耀基：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（广西师大2004）；俞可平：《民主是个好东西》（社科文献2006）；弗里德曼：《世界是平的》（湖南科技2006）；杨奎松：《国民党的“联共”与“反共”》（社科文献2008）；……
相信漏掉的，比所列的，多很多，但我无法穷尽，况且篇幅也不允许。就此打住。
《豺狼的日子》是不是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的？
金满楼
尤其深刻的是那套《走向未来丛书》。那时，大家都缺钱，一个寝室8个人轮流买，轮流读，读到完全“散架”。
我20多年的读书历史，主要是文学。我觉得有几本重要的书，值得一提。90年左右出版的《天使，望故乡》、《天边外》及“五角丛书”。
本文所属博客：苏里说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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